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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人雅集的竹影心痕:画卷诞生的时代经纬

公元1345年,江南正是春雨绵绵的时节。在吴门某座私家园林的书斋里,六位身着宽袍的文人围坐案前,案上铺开丈许长卷,新磨的徽墨在青瓷砚中泛着幽光。为首的柯九思轻捻长须,饱蘸浓墨的狼毫在宣纸上一顿一挫,数笔便勾出竹干的劲挺;一旁的赵天裕屏息凝神,以“折芦描”法勾勒竹叶,墨色浓淡间似有清风拂过。这并非虚构的场景,而是苏州博物馆藏《七君子图》诞生的真实写照——这幅纵36.5厘米、横约10米的水墨长卷,将元代六位画竹名家的墨竹图收裱于同一卷中,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文人雅集物证”。

画卷的诞生与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蒙古铁蹄踏碎中原衣冠后,江南文人士大夫既不愿屈身事元,又难以施展经世抱负,遂将才情寄寓于山水竹石。柯九思曾官至奎章阁鉴书博士,赵原是元末明初的吴门画家,而张观、顾安等虽生卒年不详,却皆为江浙一带的文人雅士。他们以竹喻志,借笔墨抒怀,使元代墨竹画达到了“逸品”的新高度。据卷后题跋记载,此卷最初由明代收藏家项元汴装裱成册,后经吴湖帆等名家递藏,最终入藏苏州博物馆,成为江南文人画传统的绝佳注脚。

民间流传着一则趣闻:某次文人雅集,有人提议各画一竹以应“竹林七贤”之数,唯独第七位画家因故缺席,遂成“六君子”。后人为凑足数目,添上第七幅竹图,却终难掩笔墨生涩。这则传说虽无确证,却道出了画卷的特殊形制——六幅独立成篇的墨竹图,因主题相契、风格相近而被后世装裱为一卷,恰似六位君子并肩而立,共话竹中逸趣。

二、一纸墨痕藏风骨:画卷的笔墨密码

展开《七君子图》,首段为赵天裕的《墨竹图》。这位生卒年不详的画家以中锋用笔,竹干如铁骨铮铮,枝梢却带几分柔韧,竹叶“个”“介”相叠,如刀剑出鞘般凌厉。画中钤有“天裕”白文印,与史料记载的元代文人画家赵天裕风格吻合。紧随其后的是柯九思的《清閟阁墨竹图》,这位“奎章阁学士”以书法入画,竹节用“篆籀法”写出,竹叶则如“八分书”撇捺,浓墨写近叶,淡墨染远枝,卷末“柯氏敬仲”的落款仍清晰可辨。

第三段为赵原的《雪竹图》,这位明初画家在此幅中尽显“吴门画派”先声——淡墨烘染出皑皑积雪,竹枝在寒风中微颤,留白处似有落雪簌簌。第四幅顾安的《新竹图》则以“双勾填墨”法绘竹,嫩竹新篁挺拔向上,叶尖微卷如雀舌,笔力清劲处可见李衎《竹谱》的遗风。第五段张观的《竹石图》别出心裁,以斧劈皴写石,浓墨点苔,瘦竹斜出石缝,颇得“石压竹头欲不斜”的意境。末段为吴镇的《墨竹图》,这位“元四家”之一以湿笔写竹,墨色氤氲中见骨力,竹叶纷披如乱雨纷飞,卷尾“梅花道人”的钤印透露出隐士情怀。

整卷画作采用“分段式构图”,每段自成章法又相互呼应:赵天裕的刚劲、柯九思的儒雅、赵原的清逸、顾安的秀挺、张观的奇崛、吴镇的苍茫,六种笔墨语言共同构建出元代墨竹画的审美谱系。画中竹枝皆“自下而上”取势,竹叶遵循“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原则,虽无色彩渲染,却通过墨色浓淡表现出前后层次,这种“以书入画”“以墨代色”的技法,正是文人画区别于院体画的核心特征。

三、劫后余珍归故里:画卷的流传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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