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柳班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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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下旬，包围圈内的第2突击集团军，已经彻底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士兵们每天只能领到几块发霉的黑面包（如果还有的话），或者干脆就只能靠煮雪水、啃树皮、挖草根来充饥。为了活下去，他们甚至开始宰杀那些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军马，用马肉来暂时缓解饥饿。但马肉很快也吃完了，他们就开始在战场上搜寻那些被打死的、尚未完全腐烂的马匹尸体，甚至有传闻说，在最绝望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人吃人的惨剧（当然，这只是传闻，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弹药也基本耗尽，很多士兵手里只剩下几发子弹和几颗手榴弹。药品更是奇缺，大量的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眼睁睁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更要命的是，由于德军的严密封锁和猛烈的防空炮火，沃尔霍夫方面军从后方组织的空投补给，也大多因为目标不准或者被德军击落而无法有效地送达包围圈内。少数几次成功的空投，对于几万名饥饿的士兵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第2突击集团军，这支曾经肩负着“奇袭柳班、解围列宁格勒”重任的“尖刀部队”，就这样，在冰冷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中，逐渐地、无声地消失了，变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幻影部队”。

到了1942年5月中旬，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在多次尝试与包围圈内的第2突击集团军恢复无线电联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痛苦地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我们与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已经完全失去了任何联系……”这句话，也等于宣告了第2突击集团军的最终命运——全军覆没。

第弗拉索夫的投降与叛变

在第2突击集团军那场长达数月的、地狱般的包围圈内作战中，集团军司令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将的命运，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令人扼腕的悲剧色彩。

弗拉索夫这个人，说起来也曾是苏联红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出身贫寒，但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他指挥的第20集团军在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一线，成功地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为保卫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深得朱可夫元帅的赏识和斯大林的信任。由他来指挥肩负着“奇袭柳班”重任的第2突击集团军，足见苏军最高统帅部对他的器重和期望。

然而，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柳班战役中，他和他指挥的部队，却一步步地滑向了毁灭的深渊。

在被德军合围之后，弗拉索夫虽然也曾多次组织部队进行突围，但都因为兵力不足、缺乏重装备支援、以及德军的严密封锁而宣告失败。眼看着部队伤亡越来越大，粮食弹药也即将耗尽，士兵们在饥饿和绝望中一个个倒下，弗拉索夫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可想而知。

据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和后来的史料记载，在包围圈内的最后那段日子里，弗拉索夫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变得沉默寡言，情绪低落，甚至一度对战局彻底失去了信心，表现出一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

1942年6月下旬（大约在24日或25日左右），在最后一次突围失败、部队基本被打散之后，弗拉索夫带着少数几名随从，在柳班西南的森林和沼泽中东躲西藏，试图躲避德军的搜捕。最终，在1942年7月12日（也有说法是6月底或7月初，关于他被俘的具体日期和细节，至今仍有一些争议和不同的说法），精疲力尽、饥肠辘辘的弗拉索夫，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据说是图霍韦日村），被当地的村民（一说是亲德的“志愿警察”，一说是普通村民为了换取食物而告密）发现并举报，最终落入了德国党卫军北方警察团士兵的手中，成了德军的俘虏。

被俘之后的弗拉索夫，其命运更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180度大转弯。在经历了最初的审讯和关押之后，这位曾经的“莫斯科保卫英雄”、苏军中将，在德国人的威逼利诱和精心策反之下，竟然选择了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公开向纳粹德国投诚！

他不仅发表了反斯大林、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还积极配合德国人，在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中，进行反苏宣传，并最终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于1944年底，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组织起了一支由苏联战俘和叛逃人员组成的、打着“解放俄罗斯人民，推翻斯大林暴政”旗号的伪军部队——“俄罗斯解放军”（简称RoA）。虽然这支所谓的“解放军”，装备差，士气也低落，在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是被德国人当作宣传工具和炮灰来使用，但弗拉索夫本人，却因此成为了苏联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头号俄奸”，其名字也永远地与“变节”、“投敌”这些不光彩的字眼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弗拉索夫的叛变，苏联官方的定性，自然是斩钉截铁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的叛徒，是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不可饶恕的敌人！战后，弗拉索夫在被盟军俘获后，移交给了苏联方面。1946年8月，他与其他几名“俄罗斯解放军”的主要头目一起，在莫斯科被秘密审判，并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然而，对于弗拉索夫其人其事，后世的一些历史学者和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他的叛变，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桩历史悲剧的背后，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将军的软弱与动摇那么简单。

事实上，柳班战役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弗拉索夫本人。从整个战局来看，自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联能称得上“胜仗”的战役，屈指可数，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都会伴随着巨大的伤亡和指挥混乱。再加上莫斯科高层那些层出不穷、甚至堪称“骚操作”的指令——不是瞎指挥、就是死命令，比如“任何情况下不准后退一步”、“包围圈内必须死守”，像这样的纸上谈兵，已经让前线将士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而人心，往往是战争中最脆弱、也最复杂的东西。弗拉索夫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降纳粹的“卖国贼”。他曾是朱可夫亲手挑选的“莫斯科英雄”，也确实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但在柳班战役中，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带出来的数万红军士兵，一个个饿死、冻死、弹尽粮绝地倒下，向后方发出一封又一封请求突围的电报，却换来的只有那句冷冰冰的“必须坚守，不准后退一步”时——或许，就在那一刻，他内心最后一根信仰的稻草，也终于被压断了。

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弗拉索夫心里最后那一点对“祖国”的信念，也被这道命令碾的粉碎。他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背叛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投敌。他只是一次次地看到——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在不断逼着士兵们走上绝路。他带着部队拼命突击，苦苦坚持，希望等来一点支援、哪怕是一声安慰，换来的却是空荡荡的电台回响和一纸“死守原地”的命令。

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会问出许多平时不敢问的问题。而对弗拉索夫来说，或许他那时候真正想问的，不是“我们能不能打败德国人”，而是：“我们还能不能相信莫斯科？我们为它流了这么多血，它又拿我们当人看吗？”

这不是为他的背叛开脱，而是试图在“背叛”这两个字背后，看到更真实、更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弗拉索夫的命运，最终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战争对信仰的摧毁，也成了后人探讨极端环境下“忠诚”与“绝望”之间界限的一段沉痛注脚。

就在弗拉索夫还在为他那支陷入绝境的第2突击集团军的命运而苦苦挣扎的时候，包围圈内那数万名普通的红军士兵，正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着一曲曲悲壮的、也是鲜为人知的生命绝唱。

根据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原始战报和后来的统计，第2突击集团军在柳班战役开始时，其编制兵力（包括配属的加强部队）大约在3万2千人左右。然而，到1942年6月底，当德军最终完成了对柳班突出部内苏军残部的清剿之后，据不完全统计，能够成功突围或生还的红军将士，仅仅只有大约1500人左右！其余的近3万人，要么在长达数月的残酷战斗中阵亡，要么在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下死去，要么就成了德军的俘虏，在战俘营里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一个完整的、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突击集团军，就这样，在冰冷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中，几乎全军覆没，人间蒸发。

在战后数十年间，柳班突出部这片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区域，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而又悲戚的色彩。当地的居民，在森林中砍柴或采蘑菇时，仍然会时不时地发现一些当年红军将士的遗骸、生锈的武器、腐烂的军装和个人物品。

1942年4月，当第2突击集团军的通讯线路尚未被完全切断的时候，隶属于该集团军第29步兵团的一位名叫谢苗诺夫的上尉，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心碎的文字：“亲爱的妈妈、妻子和孩子们……我们现在被包围在柳班西南的森林里，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了，到处都是德国人的飞机和炮弹。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弹药也所剩无几。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冰冷的雪地里挖地洞来保温，白天则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和炮火。很多人都病倒了，更多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了，也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还有谁活着……但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继续战斗下去，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如果我回不来了，请你们……忘了我吧……”这封信，后来辗转送到了他的家人手中，也成为了无数在柳班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最后遗言的一个缩影。

一年多以后，当苏军在1944年初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中，最终解放了这片曾经发生过惨烈战斗的柳班地区时，他们在新解冻的土地上，发现了大量冰封的红军烈士遗骸。这些烈士们，大多衣衫褴褛，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衣，脚上缠着布条，手里紧紧地握着已经生锈的步枪或者空了的弹夹。他们的遗体，很多都保持着战斗的姿态，脸庞无一例外地都朝着南方——那是他们曾经渴望突围、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方向……那景象，足以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为之动容，也为这场被遗忘了太久的悲剧，增添了更加沉重的注脚。

柳班战役，这场苏军在1942年初冬季反攻中，与勒热夫-维亚兹马战役并列的、规模最大的两次战略进攻战役之一，最终以第2突击集团军的全军覆没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惨重损失而宣告彻底失败。苏军试图通过一次大胆的深远穿插，来解围列宁格勒、并重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略企图，也随之化为了泡影。

这场失败，不仅让苏军付出了数万（甚至可能超过十万，如果算上其他参与柳班方向作战的部队的损失）将士的生命代价，更重要的是，它也无情地暴露了当时苏联红军在战略战术思想、指挥协同能力、后勤保障水平以及对战场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诸多致命缺陷。

过度理想化的“深穿插战术”：苏军最高统帅部（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在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似乎过于迷信通过大规模的、快速的纵深穿插和钳形合围，就能够迅速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德军主力。他们往往低估了德军的抵抗能力和战术灵活性，也高估了自身部队在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条件下遂行大纵深进攻的能力，尤其是在缺乏足够空中支援和装甲矛头的情况下。柳班和勒热夫的惨败，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指挥协同的混乱与僵化：方面军之间、集团军之间、甚至师团之间的协同作战，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通讯联络不畅，情报共享不及时，上级指挥官往往脱离实际，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命令（比如“死守原地，不许后退”），而下级指挥官又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和灵活性，难以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这种自上而下的、僵硬的指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苏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和损失。

后勤保障的“致命短板”：在冰天雪地、道路不通的森林沼泽地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勤补给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苏军的后勤部门，显然没有为如此艰苦卓绝的作战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粮食、弹药、药品、燃料、御寒衣物……样样都缺！很多时候，前线的红军将士，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饿死、冻死或者因为缺乏药品而病死的。这种“饿着肚子闹革命”的打法，怎么可能持久？

柳班战役的失败，对整个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沃尔霍夫方面军都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主要任务是守住沃尔霍夫河东岸的阵地，配合列宁格勒方面军，继续牵制当面之敌德军第18集团军的兵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列宁格勒的围城，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漫长和艰难，直到1943年初，苏军才通过一次代号为“火花行动”的局部反攻，在拉多加湖的南岸，艰难地打开了一条宽约8至11公里的陆上走廊，暂时缓解了列宁格勒的绝境。但要彻底解除对这座英雄城市的围困，那还得等到一年之后的1944年初了。

而就在北方冰封的森林和沼泽中，第2突击集团军的“包围梦想”彻底破碎，化为一缕缕在寒风中消散的青烟（如果还有烟的话）的时候，在遥远的南方，那片刚刚经历了冬季反攻的乌克兰大平原上，苏军的另一个、也同样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大反攻”计划，也正在悄然逼近。斯大林同志似乎并没有从勒热夫和柳班的教训中，吸取到足够的“智慧”。他依然坚信，只要红军将士们能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一场围绕着乌克兰东部重镇哈尔科夫的、双方都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战略大决战，即将拉开它血腥的序幕……这一次，命运的天平，又将向谁倾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