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山姆大叔的“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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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缩回去归缩回去，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点的。为了显示自己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为了限制一下日益膨胀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势力，美国在1921年至1922年，牵头在华盛顿开了一场海军会议。

这次会议，拉上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几个主要的“海军俱乐部”成员，大家坐下来商量着怎么限制一下海军军备，别再像一战前那样，你造一艘无畏舰，我就得造两艘，搞得大家财政都紧张。

会议的结果，主要是通过了几个条约，比如《五国海军条约》（限制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总吨位比例，美英并列第一，日本第三）、《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缔约国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上互相尊重）、《九国公约》（名义上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主权完整，实际上也是列强划分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

这些条约，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了和平，限制了军备竞赛，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但实际上呢？它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一种“战略防御”和“有限介入”的思维。通过限制海军军备，可以避免与英国和日本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有利益，但又不用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至于后来在1928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并签署了那个宣称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非战公约），那更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体现了，听起来挺美好，但因为缺乏任何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机制，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除了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侵略者，屁用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幻灭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之后二十年的外交政策。整个1920年代，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哈定、柯立芝还是胡佛，都是共和党人。他们奉行的，都是所谓的“回归常态”政策，核心思想就是：少管闲事，专心国内，发展经济，让美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美国政府还竖起了高高的贸易壁垒，大幅提高进口关税（比如1922年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和1930年那个更加臭名昭着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短期内可能保护了国内的一些产业，但也加剧了全球性的经济摩擦，为后来的大萧条埋下了伏笔，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孤立倾向。

国会山上的议员们，更是成了孤立主义的坚定扞卫者。他们对任何可能将美国拖入“欧洲泥潭”的国际条约和组织，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抵制情绪。在他们看来，欧洲就是个战乱不断、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是非之地，美国离它越远越好。

到了1930年代，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国希特勒）的崛起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步步紧逼，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战争的阴云也越来越浓厚。但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情绪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对一战的惨痛记忆和对欧洲“旧大陆”的普遍不信任，而变得更加强烈。

为了确保美国不被再次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漩涡，美国国会在1930年代中期，连续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中立法案”的法律。这些法案的核心目的，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美国与可能发生的外部战争“隔离开来”。

1935年中立法案：规定一旦外国爆发战争，美国将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好人还是坏人，对不起，我美国的枪炮弹药，一律不卖给你们！你们自己玩儿蛋去吧！

1936年中立法案：又加了一条，禁止美国向交战国提供贷款。不仅不卖武器，连钱都不借给你打仗！

1937年中立法案：把之前的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适用于内战（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同时，还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现购自运”原则，规定交战国如果想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比如棉花、石油等），必须自己付现金，自己派船来运，美国概不赊账，也不负责送货上门，免得自己的船被炸了，又惹一身骚。

1939年中立法案：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动国会通过的一个修正案。它废除了之前对交战国完全禁运武器的规定，允许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现购自运”的原则。这个修正案，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对英法有利，因为只有英法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能够突破德国的海上封锁，从美国购买并运走军火。而德国呢？想买也买不着，运也运不走。

这一系列的中立法案，就像一道道法律上的“防火墙”，试图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火彻底隔离开来。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国会和大部分民众，对卷入外部冲突的极度恐惧和排斥。

国会山上的政客们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奉行孤立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后遗症”。十几万年轻人的生命，数百亿美元的开销，换来的却是一个并没有变得更美好的世界和一堆欧洲列强的“烂账”。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让大部分美国人对再次干涉欧洲事务，提不起任何兴趣。

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这玩意儿刚兴起没多久，但也算是个风向标）显示，在整个193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坚决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或亚洲的战争。即便是后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主张美国保持中立、不介入战争的民意，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反战运动，在美国国内也相当活跃。

除了对战争本身的恐惧，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怀疑和不信任，也在美国社会中弥漫，那就是对所谓“军火商推动战争”的普遍怀疑。

1934年至1936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由杰拉尔德·奈参议员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火工业和金融寡头的活动。奈委员会的调查（虽然有些结论可能带有偏见和夸大成分）似乎“揭露”了许多军火商和银行家是如何通过战争大发横财、甚至在背后推动美国参战的“黑幕”。

紧接着，在1934年，一本名为《死亡商人》的书籍出版，更是将这种“军火商阴谋论”推向了高潮。这本书用大量的“证据”（真假难辨），指责国际军火卡特尔和金融集团为了追求利润，不惜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煽动战争。

这些调查和书籍，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们极大地迎合了民众对一战参战原因的怀疑和对华尔街金融寡头的普遍不满。很多人开始相信，美国之所以被拖入一战，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而是被那些唯利是图的“死亡商人”给出卖了！

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它使得任何主张美国应该对正在发生的国际危机（比如日本侵华、德国扩张）采取更强硬立场、甚至进行军事干涉的言论，都很容易被贴上“为军火商张目”、“想把美国人民再次送上战场当炮灰”的标签，从而遭到民众的普遍抵制。

更何况，整个1930年代，美国自身也正深陷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失业率飙升到骇人听闻的25%以上！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在饥饿和绝望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美国老百姓去关心什么欧洲的和平、亚洲的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家的饭碗和明天的面包！ “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管好再说！”——这才是当时大部分美国人最真实、也最迫切的心声。对外干涉？那得花多少钱？有那钱还不如用来救济国内的失业工人呢！

就这样，在一战后的幻灭感、对军火商的怀疑、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孤立主义的浪潮，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美国，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似乎都铁了心要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墙外的风风雨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然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在美国人一心一意“宅”在家里的时候，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战火，却越烧越旺，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烧到山姆大叔的家门口了。

而就在这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泛滥、经济大萧条深不见底的黑暗时刻，一位将带领美国走出危机、并最终领导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强权的伟大人物，也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他，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身残志坚、却拥有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的政治家，将如何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一步步地唤醒沉睡的美国，并最终将其打造成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兵工厂”呢？历史的下一幕，将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