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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咱们说到就在皇家空军几乎陷入崩溃、其指挥官道丁将军也感到前途黯淡之际,一个战场上的偶然事件,却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改变战局的层层涟漪。
这事儿发生在1940年8月24日的那个漆黑夜晚。几架德国空军的he 111轰炸机,本该去轰炸泰晤士河口的油库等军事目标,结果在夜色、云层和导航误差的多重影响下,彻底“蒙圈”了。飞行员可能看着地面依稀的灯火,或者根据推算的大概位置,就把炸弹稀里糊涂地扔了下去。哪知道,这几颗炸弹没找到油库,反而“跑偏”到了伦敦市区的东部以及伦敦城边缘的克里普尔盖特等地,砸坏了几栋民房,造成了少数平民的伤亡。
在当时每天都在进行的轰炸中,这本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误炸。但它落在了一个最不该落下的地方——英国首都。
消息传到唐宁街10号,丘吉尔的反应极其迅速且强硬。“德国人敢炸伦敦?!”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挑衅,更是进行政治反击、鼓舞士气的绝佳时机。军事顾问们可能提醒他,报复性空袭柏林效果有限且风险巨大——英国轰炸机当时夜航能力差,载弹量小,飞到柏林几乎是单程票。但丘吉尔力排众议,他要的不是军事效果,而是政治姿态!他要让希特勒为他的傲慢付出代价,让德国人知道战争的滋味,更要向全世界宣告英国的反击能力和决心!
命令立刻下达!8月25日夜,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惠灵顿”、“汉普登”等80多架轰炸机,开始了它们第一次远征柏林的壮举(或者说是冒险)。一路险象环生,最终只有少数飞机找到了目标(或者说大概的目标区域),投下的炸弹对柏林造成的实际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当柏林上空响起防空警报,当炸弹(哪怕只是几颗)真的落在这座“帝国首都”时,其引发的政治和心理地震却是空前的。柏林市民的震惊和恐慌自不必说,希特勒本人更是被彻底激怒!之前咱们就说过,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威信受损,他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向德国人民做出的“柏林绝对安全”的承诺成了一个笑话!这对一个极度需要维护个人崇拜和“战无不胜”形象的独裁者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据称,希特勒将空军司令戈林召至面前,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训斥。被愤怒和羞辱冲昏头脑的希特勒,不再听从空军参谋部关于优先打击皇家空军机场的理性建议。复仇!压倒一切的念头就是复仇!他要在伦敦身上加倍讨回来!
1940年9月4日,他在公开演说中咆哮着要将英国城市“夷为平地”。紧接着,德国空军最高司令部正式下达命令:改变主要攻击目标!从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有生力量和基础设施,转向对伦敦及其他英国主要城市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 代号“闪电”的恐怖轰炸时代,开始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再次显现。德国空军这一出于愤怒和报复的战略转向,恰恰成为了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救命稻草”!
就在英国皇家空军已经被连续猛攻压得喘不过气,濒临崩溃的最危急时刻,针对机场、雷达站和指挥中心的致命打击,突然停止了!
这给了道丁将军和他手下的“少数人”一个千载难逢的喘息之机。许多战后分析都认为,正是德军这一战略失误,使得濒临崩溃的皇家空军得以恢复元气。如果德军继续猛攻机场,皇家空军很可能在9月中旬就会彻底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能力。
南部的机场得到了宝贵的修复时间,飞机生产线加紧运作(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强力推动下,英国甚至号召家庭主妇捐出自家的铝锅铝盆来造飞机!),新飞机源源不断补充进来。疲惫不堪的飞行员得到了轮换休整,而那些来自波兰、捷克、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的外籍飞行员中队(如战绩彪炳的波兰第303中队)也迅速形成战斗力,成为了保卫英国天空不可或缺的力量。丘吉尔后来也由衷地赞叹:“他们(外籍飞行员)是为一个并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战,却救了整个自由世界。”
但伦敦人民的噩梦也就此开始了!
1940年9月7日下午,复仇开始了。戈林亲自坐镇法国海岸指挥,德国空军出动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机群——近千架飞机,包括约350架轰炸机和600多架护航战斗机,黑压压地扑向伦敦。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第一次大规模白昼轰炸中,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系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误判。或许是之前的战斗惯性,或许是对雷达信号的解读出现了偏差,战斗机司令部的地面指挥官们,最初判断德军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伦敦外围的机场或工业设施,而非伦敦市区本身。 因此,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调集足够数量的战斗机中队,直接前往伦敦市中心上空进行拦截。
这个短暂的指挥犹豫或者判断失误,给了德国轰炸机群一个可乘之机。虽然也有部分英军战斗机起飞拦截,与德军护航战斗机发生了激烈的空战,但未能有效阻止数量庞大的德军轰炸机主力突破防线。
结果,德军轰炸机编队相对顺利地抵达了预定目标区域——伦敦东区的码头、仓库以及周边密集的工人阶级住宅区。炸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高爆弹摧毁建筑,燃烧弹引发冲天大火。伦敦港区瞬间变成一片火海,储存的物资剧烈燃烧,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无数房屋倒塌,街道被瓦砾覆盖,水电煤气中断。仅仅这一天下午和随后的夜间轰炸,就造成了伦敦超过430名平民死亡,约1600人重伤! 这是伦敦市民在二战中经历的第一个“恐怖星期六”。
就在伦敦东区还在燃烧、民众惊魂未定之时,轰炸结束仅数小时,首相丘吉尔便不顾危险,亲自来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视察。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色长大衣,戴着圆顶礼帽,拄着手杖,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默默行走,脸上沾满了烟尘。当幸存的民众看到他们的首相出现在身边时,许多人激动地欢呼起来,有人甚至哭着跑上前拉住他的手。这一幕被记者拍下,成为了二战中经典的“废墟中的首相”形象,极大地鼓舞了伦敦市民的士气。据说,当看到救援人员从瓦砾堆中抬出一个孩子的遗体时,这位硬汉首相眼眶也湿润了,但他转过头,依旧用他那沙哑而坚定的声音对身边人说道:“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它或许,是开始的结束。”——预示着最艰难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反击的序幕即将拉开。
与此同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也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与民同在的决心。他们拒绝了所有要求他们撤离伦敦前往安全地带的建议,公开表示:“孩子们不会离开我,我不会离开国王,而国王,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坚持留在白金汉宫,与伦敦市民共担风险(但后来为了安全晚上还是搬到了伦敦郊外,白天还回到白金汉宫)。这份勇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几天后的9月13日,一枚德国炸弹真的击中了白金汉宫,爆炸点离国王夫妇所在的房间不远。幸运的是,他们安然无恙。事后,伊丽莎白王后说出了那句着名的、充满了同情与担当的话:“现在,我终于可以坦然地直面伦敦东区的人们了。”因为她们也和那些失去家园的平民一样,亲身经历了轰炸的危险。
从9月7日开始,伦敦进入了漫长的“闪电”轰炸时期,几乎每个夜晚都要经受德国轰炸机的空袭。警报声、爆炸声、房屋倒塌声成了伦敦夜生活的主旋律。
为了躲避炸弹,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每到黄昏时分,就拖家带口,带着铺盖卷、热水瓶、简单的食物,甚至还有家里的猫猫狗狗,涌入深邃、相对安全的地铁站过夜。
地铁站台和隧道,变成了巨大的、拥挤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临时避难所。人们摩肩接踵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汗水、灰尘和消毒水的味道。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伦敦人骨子里的乐观和坚韧也没有被炸掉。有人拿出随身带的口琴吹起欢快的曲调,有人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还有人在角落里给孩子们表演滑稽戏,试图驱散恐惧。疲惫的人们互相依偎着取暖,分享着仅有的食物和水,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患难中显得格外珍贵。这种在轰炸下依然努力维持着尊严和秩序、苦中作乐的景象,被记者们捕捉下来,传遍了世界,成为了“炸不掉的伦敦人”精神的象征。
戈林并未死心。他认为,连续轰炸伦敦肯定已经重创了英国人的士气,皇家空军的残余力量也会被吸引到伦敦上空。于是,他决定在9月15日,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白昼总攻,试图一举彻底摧毁伦敦的防空力量,为“海狮计划”做最后的努力。
这一天,天气晴朗,似乎预示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德国空军第二、第三航空队几乎倾巢而出,分两个主要波次发动攻击。第一波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抵达,由超过250架飞机组成(主要是do 17、Ju 88轰炸机和bf 109战斗机);第二波则在下午2点左右来袭,规模更大,超过275架飞机(包括he 111轰炸机和更多的bf 109、bf 110战斗机)。他们的目标,直指伦敦心脏!
英国南岸的雷达站捕捉到了德军机群集结和来袭的信号,情报迅速汇入地下指挥中心。经验丰富的wAAF女兵们在地图桌前紧张而有序地标示着敌机航迹。指挥官们(主要是负责伦敦及东南防务的第11集团司令基思·帕克空军中将)根据情报,精确地调动着每一个中队。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道丁和帕克几乎投入了所有能调动的战斗机力量!部署在伦敦周边的20多个战斗机中队,数百架“喷火”和“飓风”呼啸着升空,爬升到有利高度,严阵以待。甚至连北边第12集团司令特拉福德·李-马洛里一直鼓吹的“大编队”战术,据说也在这一天投入了实战,多个中队集结成庞大的空中编队,冲向德军轰炸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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