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钢铁炼狱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尽管代价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说是血腥，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确实奇迹般地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世界级工业强国的转变，为日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在城市里的工厂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高炉里喷射出熊熊铁水的同时，苏联广阔的农村，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也同样充满了血与泪的剧烈变革——那就是全面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斯大林坚信，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这种小生产方式，不仅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滋生所谓的“富农阶级”，对苏维埃政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在他看来，要想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要想把农民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像一盘散沙一样的私人农庄，统统改造成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于是，从1929年开始，一场以“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为目标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席卷了苏联的整个农村。

所谓的“集体化”，说白了，就是要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辛辛苦苦积攒的耕牛、马匹、农具甚至家禽家畜，统统“自愿地”交出来，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则从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在集体农庄里按“劳动日”记工分、由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产品的“农业工人”。

而那些在内战后通过新经济政策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生活相对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就是所谓的“富农”，则被视为阻碍集体化的“阶级敌人”，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打击。 “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响彻云霄。成千上万的“富农”家庭，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甚至连栖身的房屋都被没收，然后被强行迁徙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的荒凉地带，任其自生自灭。据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富农”及其家属，在这场运动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不少人死在了迁徙途中或者艰苦的流放地。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剥夺一切的剧烈变革，广大农民（不仅仅是富农，也包括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反应，自然是充满了恐惧、抵触和绝望。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骚乱和反抗，但很快就被国家派出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下去。更多的农民消极的抵抗方式——在被迫加入集体农庄之前，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耕牛、马匹、猪羊统统宰杀掉，也不愿让它们归集体所有。

这种大规模的牲畜屠杀，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在集体化运动的高潮期，苏联的牛、马、猪、羊等主要牲畜的数量，都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耕畜没了，地怎么种？再加上农民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打下的粮食大部分也得交给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混乱，播种和收割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苏联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波及全国多个地区的粮食危机和恐怖大饥荒！

这场大饥荒，虽然官方一开始极力否认其存在，并将其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富农破坏”，但其惨烈程度和波及范围，都足以载入人类灾难史册。据后世历史学家（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根据各种档案和人口数据进行的估算，在这场大饥荒中，全国范围内活活饿死的人数，大约在600万到1000万人之间！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其中，作为苏联传统“粮仓”的乌克兰地区，灾情尤为惨重，饿死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 这场在乌克兰被称为“holodomor”（乌克兰语意为“饥饿灭绝”）的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惨痛记忆，也成为了日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民族矛盾和历史恩怨的一个重要根源。时至今日，乌克兰仍然坚持认为，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虽然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这种历史仇恨的种子，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饥荒，斯大林政府最初的反应却是极其冷酷和麻木的。他们不仅封锁消息，否认饥荒的存在，甚至还继续从饥饿的农村地区，以极高的比例强行征调粮食，以确保对城市工业中心和出口换汇的供应！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宏伟目标高于一切，农民的生命和苦难，似乎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直到1933年底，随着饥荒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彻底崩溃，当局才开始有所调整，减少了粮食征购额，并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措施。饥荒的状况才逐渐有所缓和。

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放弃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将饥荒的责任，依然归咎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富农的怠工破坏”以及“农民群众的不服从”，并强硬地宣称，农业集体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

到了1940年，从形式上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确实已经基本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农户都被“组织”进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其代价是什么呢？是数百万无辜生命的消逝，是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彻底瓦解，是农业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才勉强恢复到19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

这场灾难性的农业“大改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斯大林执政风格中那种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漠视数百万人生死的冷酷无情的一面。

但说到这里，咱们得承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确实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当时斯大林所处的那个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自身极端落后的国内现实来看，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用超常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手段来追求国家快速强大的逻辑，似乎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合理性”是以牺牲无数个体生命和自由为前提的，其道义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联共，是真心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包围、随时可能遭到侵略和颠覆的“战争前夜”。他们也真心相信，只有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才能保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被扼杀。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端思维和高度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用最极端、最快速、也最残酷的方式，来榨取国家的一切资源，去追赶那些已经领先他们几十上百年的西方强国。

可以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就是一场在和平时期进行的、以战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总动员”。它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闪耀着钢铁光芒的工业成就和国防力量的迅速崛起，另一面则是千百万普通民众的血泪、饥饿和死亡。

历史学家们常常争论，如果没有斯大林这种不计代价的强制性工业化，苏联能不能在1941年顶住纳粹德国那摧枯拉朽般的“闪电战”？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正是这场在1930年代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工业基础，使得苏联在卫国战争最艰难的头两年，能够将大量的工厂设备紧急迁移到乌拉尔山东麓和西伯利亚地区，继续生产坦克、飞机、大炮，为最终战胜法西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从这个结果来看，斯大林那套“要么我们做到，要么我们被碾碎”的逻辑，似乎又得到了某种残酷的“验证”。

当然，这种“验证”的代价，是苏联人民永远的伤痛。而斯大林本人，在通过这场血腥的“大建”时代，将苏联强行拖上工业化轨道、初步奠定了超级大国雏形的同时，他那多疑、冷酷、残忍、专断的性格，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膨胀。

为了确保他的政策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推行下去，为了清除那些在他看来可能存在的“异己分子”和“潜在威胁”，一场更大规模、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风暴，即将在苏联的上空聚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革命元勋，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中稍有微词的干部，甚至那些仅仅是被怀疑“不够忠诚”的普通党员和知识分子……都将可能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