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丝绸之路上的史笔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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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塔惊现：荒漠深处的千年典籍

1965年1月的一个清晨，吐鲁番盆地的寒风裹挟着沙粒掠过英沙古城的残垣断壁。当地农民阿不都热依木在佛塔遗址附近放羊时，铁锹突然触碰到坚硬的陶瓮。当他拂去瓮口积沙，一卷泛黄的纸本残页映入眼帘——那是一段关于三国时期东吴君主孙权的记载，字迹虽已斑驳，却仍透出魏晋书法的古朴韵味。这个意外发现，让新疆博物馆迎来了一件改写中国史学史的珍贵文物。

这座佛塔位于安乐古城南约一公里处，曾是高昌佛教兴盛时期的重要地标。陶瓮内除了《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还存放着《妙法莲华经》等佛经残卷、梵文贝叶经和回鹘文木简。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文书可能是古代僧侣的藏书，在佛塔废弃后被封存于陶瓮中，无意中成就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胶囊”。

残卷出土时，其纸张已因风沙侵蚀出现多处破损，但乌丝栏的界格仍清晰可辨。每一行文字间距均匀，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捺笔厚重如刀刻，尽显晋代书法的筋骨。经郭沫若等学者比对传世宋本，发现残卷内容与《三国志》高度吻合，仅存在七处文字差异，其中“冬霜于陆议”的记载，与陕西西安出土的《曹真碑》相互印证，成为校勘传世文献的重要依据。

二、纸上春秋：残卷中的历史密码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纵23厘米、横72.6厘米，纸本乌丝栏，残存41行570余字，内容为孙权传记中建安二十五年至黄武元年（220-222年）的片段。其抄写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西晋时期（265-420年），距离陈寿成书仅数十年，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三国志》写本之一。

残卷的书法风格极具特色：字体方正宽博，笔画间保留着隶书的波磔痕迹，却又在转折处融入楷书的刚劲。例如“权”字的木字旁，横画起笔含蓄，收笔略作顿挫，尽显魏晋文人的从容气韵；“吴”字的口部以圆转笔法写成，与汉代隶书的方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隶楷交融”的特征，正是魏晋时期汉字演变的缩影。

更令人称奇的是，残卷采用佛教抄经专用的“生经体”书写。这种字体以工整、快速为特点，原本用于抄写佛经，却被用于记录世俗史书，暗示《三国志》在西域已成为与佛教经典同等重要的文化载体。有学者推测，佛寺僧侣可能在抄写佛经之余，出于对中原文化的景仰，自发抄录了这部历史着作。

三、考古实证：西域文明的多元图景

安乐古城佛塔遗址的发现，为研究魏晋时期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证。陶瓮中同时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其字体与《孙权传》如出一辙，印证了“生经体”在高昌地区的广泛使用。而梵文贝叶经和回鹘文木简的共存，则揭示了佛教、汉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