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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后，团队陷入困境。戴世龙走访多家建材企业，发现行业内普遍存在因货款拖欠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周万全找到（2019）最高法民终124号案例，其中明确指出：当出卖人无法举证实际损失，而买受人主张违约金过高时，法院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调整。
“我们虽有损失，但确实难以量化。”渠成顺在复盘时坦言，“与其赌判决结果，不如调整策略。”最终，永和公司主动变更诉求，请求按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违约金。
二审判决印证了团队的预判。法院认为，永和公司未能充分举证18%违约金对应的实际损失，冠四海公司主张过高有理，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重新核算违约金金额。拿到判决书时，赵永强长舒一口气：“虽然违约金少了些，但货款终于能拿回来了。”
这场纠纷后，青山县多家企业主动找到法律服务中心咨询合同风控。渠成顺在企业普法讲座上展示着判决书：“违约金不是越高越好，关键要留存违约损失的证据。法律追求的不是‘天价赔偿’，而是公平合理的责任界定。”窗外，春日的阳光洒在青山县的街道上，见证着法治观念在商业土壤中悄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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